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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3年9月，被告人汪某与澳门S赌场联系，进行电话投注申请，汪某事先安排人员在赌场负责确认赌资到位情况、雇佣专业人士结算赌账，雇佣业务专员负责接听投注电话、代为投注，同时，其在国内武汉市通过电话遥控投注的形式进行百家乐“2＋2”赌博。后被告人汪某在武汉市光明街道月半花园1号住处，使用电话联系了孟某、贺某、张某等人，约定每次共同出资850万港币，按照百家乐“2＋2”赌博的投注规则进行投注，连续四天晚上，被告人汪某通过电话用港币赌博筹码向澳门赌场投注，进行赌博。被告人汪某通过每次从其在赌场的账户上出资换取赌博筹码给张某、孟某等人，并从中获取洗码费。四次赌博赌资累计港币3500万元，折合人民币3290万余元。

　　我国刑法对赌博罪有明确规定，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，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。赌博罪规定了两种行为方式：一是聚众赌博，即组织、招引多人进行赌博，行为人从中抽头渔利，但不一定直接参加赌博。第二种是以赌博为业，即嗜赌成性，一贯赌博，以赌博所得为其生活来源。从客观要件来看，被告人汪某实施了三种行为：一是联系赌场，组织赌局。虽然汪某在后期召集他人参与赌博活动，但从表现形式上还是共同参与澳门s赌场开设的赌局，并不符合“开设赌场罪”的构成要件，属于赌博罪中组织他人赌博的行为。二是自己参与赌博。被告人汪某在组织他人参赌的同时，还自己通过电话下注，参与赌博。对于这种行为，如果被告人汪某自己有正经职业，正规收入渠道，参与赌博不是以赌博获取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，不属于“以赌博为业”，反之则属于。三是聚众赌博，代他人投注，从中赚取“洗码费”。被告人汪某无论从组织、招引参赌人员数量上，还是从赌资数额上，均已达到司法解释中“聚众赌博”的条件。从主观要件来看，被告人汪某有通过自己赌博行为获取钱财的主观故意，还从组织其他参赌人员投注行为中获利，主观上显然是以营利为目的。